1. 中国企业出海经营的内容层次显著提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出海经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90年代，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向发展中国家销售服装和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阶段的输出内容和目的地都处于全球化的最底层。

第二阶段以2004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为标志，标志着中国企业大规模资本输出的开始。从2004年到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累计超过4300亿美元，收购了沃尔沃、先正达、三洋、摩托罗拉等知名企业。通过并购，中国企业有效提升了技术研发水平和海外市场网络，开始参与高层次的全球化。

第三阶段自2017年起，以中国创造和创意为引领的全球化。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PC、智能手机等领域产生了大量市场占有率和研发创新居于世界前列的品牌。他们通过在海外自主构建生产供应链和销售体系，成功实现国际化运营。中国制造不再是低劣廉价的代称，反而在海外年轻消费者心目中，逐渐成为时尚、高性价比的代表。

此外，在服务业领域，以微信、移动支付、希音、TikTok及网络游戏为代表的产品也在海外获得较大市场。这种能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软实力层面产生影响的国际化，更代表中国企业出海经营的提升。中国企业出海经营的三个阶段反映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过程，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企业和商帮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出海热潮背后反映的是民企在国内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自2023年经济复苏，“企业出海经营”话题变得热门。许多企业和投资者都在讨论出海，类似于前几年互联网的热潮。这一现象喜忧参半。

喜的是，这表明中国企业实力大增，具备出海的底气。这是中国企业走向成熟、展现活力的体现，历史上只有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曾有类似景象。

忧的是，许多企业出海是因为国内发展受阻，市场萎缩，投资壁垒多，增长受限。尤其是这次出海的多为中小民营企业，面临巨大风险。如果国内市场增长强劲，他们不会急于出海，这反映了他们面临的生存压力，必须开拓国外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

因此，我们的政府不仅应该对企业出海做好服务助力作用，更需要对过去做一个反思，在破除民企歧视待遇，增加民营企业安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消费力等方面有实招。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那么会导致持久的资本流失，国内经济形成负循环。今年的社融在下降，而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高速增长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国际上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因为国内经济低迷，资本外流速度陡然加大，过去三十年日本企业海外净资产从74万亿日元增加到471万亿日元（3.1万亿美元），几乎等于日本GDP。如果这些资本留在国内，会产生失去的30年吗？

3. 提高企业出海经营能力迫在眉睫

尽管我国对外投资量持续增长，但投资收益率较低。数据显示，我国海外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仅为2%左右，有时甚至为负，远低于外资在中国的6%收益率。这不仅与过去央企大额投资亏损有关，也反映出许多出海企业表现平平，成功案例较少。

在最近的企业出海经营浪潮中，尽管层次和规模有所提升，但问题依旧存在。例如，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因盲目扩张导致产品积压，甚至登上西方媒体头条；部分车企因未深入了解当地消费文化而在欧洲销量惨淡；还有企业因合规问题面临巨大风险。

此外，企业出海经营过程中的盲目跟风和内卷现象严重。许多有意出海的产业和金融界人士纷纷涌向中东和迪拜，不是去考察就是设立分支机构。尽管中东是新兴市场，但迪拜-沙特经济圈人口不足6000万，间接影响范围也仅一两亿人，难以容纳大量中国产品和资本。

因此，出海困难不能仅归咎于政治摩擦，企业自身能力同样关键。然而，一些企业在过去20年表现优异，如今已涌现出联想（3168亿）、华为（2318亿）、吉利（1804亿）、美的（1509亿）、海尔（1367亿）等海外营收达千亿级的企业。他们的成功并非仅因时代机遇，更在于管理、合规、市场开拓和研发等方面的卓越表现。

4. 企业出海经营必然不可能绕开欧美发达世界

随着中国与西方经济关系紧张，中国企业在西方国家面临的风险增加，导致一些人认为中国企业继续进军欧美市场是不明智的。他们主张只与对我们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这种观点正确吗？

一家知名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的一句话让令人印象深刻：“只有进入欧美市场，企业才算真正进入国际市场。当前全球市场分为三大部分，欧盟、美国、中国或东亚各占30%，其他国家合计仅占10%”。

在企业出海经营方面，西方发达市场是深海，而第三世界是浅海。发展中国家市场对企业的初期国际化有帮助，但仅限于此，企业将停留在低水平国际化，无法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

对于大企业而言，只有进入欧美市场，才能真正成为全球一流企业。以联想为例，其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PC品牌，并非仅依赖中国或发展中国家市场。在全球五大市场中，联想在北美排名第三，其他市场均排名第一。

因此，中国企业出海经营不能避开发达市场。在这些“蓝海”区域投资经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有助于提升中国产业的竞争力。企业如何在这些区域站稳脚跟，考验着企业管理者的洞察力、战略高度和管理能力，也考验着国家的外交实力。

5. 企业的民族性和全球性的问题

要在全球化中立足，中国企业必须在文化、管理、产品和服务上尊重全球主流价值观。只有在此基础上融入中国元素，才能赢得外国消费者的认可。

杨元庆先生指出，中国企业出海经营不是为了征服市场，而是要为当地创造价值，共享发展成果，强调了“企业公民”的重要性。龙永图先生也提到，企业出海经营要尊重多元文化，实现文化整合和交融，尊重他人以赢得尊重。

因此，中国企业出海经营时，必须在治理和运营上达到全球性企业的标准，这将决定其在全球市场的接受度。目前，网络上存在强调民族品牌的“华为模式”和全球性优先的“联想模式”的讨论。两种模式各有价值，但“华为模式”更适合华为自身，并非所有企业都适合模仿。而“联想模式”更具普遍意义，抖音、小米、吉利等企业在企业出海经营时采取了类似的路径。

6. 营造国内良好氛围以支持高质量企业出海经营

企业出海经营不仅是商业行为，也是国家影响力的体现。若国家在国际上不受欢迎，其企业也难获认可。中国企业在21世纪初的国际化得益于中国加入WTO和成功的外交政策。如今，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有必要营造一个更友好的国际氛围。在和平时期，外交工作的关键标准之一是能否为中国投资和贸易搭建桥梁，这是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此外，网络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许多网络意见领袖以非专业人士的标准评判企业的全球经营行为是否爱国，甚至隐性地将企业分为“爱国”与“汉奸”。这些行为已严重干扰企业正常运营。因此，政府必须严厉打击网络极端民族主义，防止非专业人士干预企业的政治评判。

更根本来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在国际上的文化、价值人设，决定了企业和产品在国际上的人设。

全球化是短暂现象还是不切实际的理想？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会否崩溃，转而形成由美国、中国和其他地区强国主导的独立生产-贸易-金融体系？

实际上，尽管近年来逆全球化和中美脱钩的呼声不断，但实际影响有限。自贸易战开始以来，中美贸易额持续增长，今年有望突破7000亿美元。美国试图将制造业回流并重塑供应链，但成效有限，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从11.3%下降到10.3%，制造业就业人数仅增加约50万，在1.5亿劳动力中微不足道。全球贸易总额也从34.7万亿美元增长到47.2万亿美元。

因此，我们需要客观评估逆全球化潮流的真实历史影响。逆全球化的呼声更像是全球化中失落者的抗议，他们将反全球化政治化。然而，大多数掌握全球资源的商界和知识界精英仍然支持全球化，全球化的动力仍然大于阻力，只是这种动力被喧嚣的表象掩盖。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本质上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过去三十年，人类福祉的增长前所未有，全球化的加速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重塑全球供应链，全球经济运行成本将大幅增加，工业品价格可能上涨30%以上。反对全球化的人可以列举出其弊端，但他们尚未提出一个比全球化更可行的替代方案。

因此，我们应继续对全球化保持信心。参与全球化确实存在风险，但不参与将面临更大的风险。正如“不出海、便出局”所言，这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国家。

文章来源：中国农药工业协会